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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Long March

关于中国改革30年，值得一看。

前天晚上畅春园停电，在黑黢黢的寝室呆到八点，实在受不了了，溜达出去，但出去又不知道去哪儿好，于是跑到图书大厦逛逛。

我去那里很少买书，有些时候是想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书，看到了会到网上买，那里便宜，但更多时候是在看大家喜欢看什么书。昨天去二楼，看到有一个经济学热门书籍的摊位，我看现在我能记起来里面的书有多少，呵呵。

大部分的书都是翻译进来的，我记得的有《魔鬼经济学》、《性越多越安全》（对，就是那个“性”），都是同一个Levi写的；《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夫人写的；《增长的极限》，忘了谁写的了，但大约关注的是增长到一定水平，环境与人口的压力会让人受不了，我很诧异这个会是畅销书；有一本类似于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一样的大厚本，想把经济学的思想深入浅出说出来，然后封面有无数人推荐（《自由选择》就不必弄这么多噱头）；《世界是平的》（我一直没翻过这本书）

华语的作者出现的我记得有茅于轼，一个类似于经济学杂文的文集；郎咸平的一本书，记得是说蓝海战略是不行的；熊秉元写的一本通俗经济学；国内很多经济学者的集子，是回顾改革三十年的；汪丁丁的一个文集，装帧非常朴素，面上的那本似乎很多人翻过，有些脏；还有就是老林的两本，一本是马歇尔讲座的中文译文，还有一本是《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应该会卖很多年。

大概就是这样了，呵呵。

这是本实打实的学术著作。写了十年，十年足够很多书从构思到写作到联系出版到红火再到被所有人忘记。

它的作者是Atul Kohli，成书在2003年。它的简体中文版的翻译是朱天飙、黄琪轩和刘骥，出版时间是2007年。

书的主体部分是比较韩国、巴西、印度和尼日利亚的国家的发展意愿和能用于发展的权力、这些意愿和权力如何成为可能、以及是如何引导工业化的。

Kohli 认为发展意愿取决于国家的合法性是否维系于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李承晚之后的韩国，国家的发展意愿是非常强的，增长与国家的安全、自立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尼日利亚，独立后的政府不管是谁当政，国家的意义仅仅在于为某一部分人攫取利益而已。发展的权力强弱则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能足够独立于社会任何一部分阶层的利益[1]并对各个阶层保持足够的控制力量，国家会与某一个阶层紧密联系，但这样的联系仅仅出于促进增长工业化的目的。印度的国家就无法不去顾及每个阶层的诉求，工业化不得不在各种妥协中前进；巴西的国家力量甚至在长时期无法渗透到广大的农村地区。

这些意愿和权力如何成为可能，作者认为最大的影响是殖民主义、民族主义运动和私人资本，但故事最清晰的是前两个因素的作用。书中大量的篇幅用于说明独立前殖民者的统治目的、手段和如何影响到独立前的工业化的。日本是把朝鲜当做永久的基地来殖民，几乎再造了整个半岛，将松散的封建统治彻底抹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控制了整个社会的殖民政权。它积极的推动工业化并将私人资本的力量集中在了国家的发展规划中。而英国在尼日利亚的殖民统治只是为了找到足够的税收维持殖民政府，而殖民政府的存在只是为了保证英国的贸易利益，它尽全力利用和保全既有的原始政治组织来保证税收。当英国几乎是自愿的离开后，留下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根本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其次的影响力量是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拿Kohli 引用的Charles Tilly 的话来说，“国家制造战争，战争制造国家”：印度的独立运动将几乎所有阶层都动员和团结了起来，不过这些阶层唯一的共通点就是反英国的殖民统治，国大党的领袖无法在各个阶层中取得强势的地位，它不得不在接下来的国家建设中不断给出承诺但又无法动员起足够的力量来实现它们。尼日利亚几乎没有什么民族主义运动，国家失去了一个团结起来和真正意义上统一的机会。

国家对工业化的支持，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作者发现在成功的范例中共通的是国家与私人资本的紧密结合，对劳工的控制，成功利用和吸收国外的技术等等。对保护婴儿产业、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作用是好是坏，Kohli 似乎没有明确的说。我能记住的是一些零散的事实。韩国看起来鼓励出口的政策，比如贬值本国货币，事实上对促进出口很有限。巴西的进口替代和保护婴儿产业的现实则是，把从国外进口改为外国公司将厂子设立在国内，然后从国外进口资本、技术乃至原材料，然后继续卖给巴西；我要说，这样的现实真让人崩溃。印度基本上拒绝外资，尼赫鲁执政期间在重工业上，但到后面英吉拉·甘地执政，真正得到保护的是本土的手工业。还记得高中历史书上甘地的照片么？他在纺线，线是用来织土布的。

有意思是，作者很少提到中国，尽管书写成已经是2003年的事情。书中的想法在中国解放后，尤其是这三十年的历史，有太多可以映照的地方。“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的这句话是国家的发展意愿最精辟的表达，如果你不想提到类似三个代表和先进生产力的话。更加明显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在中国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它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比韩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重要的是，在保持对各个阶层强有力的控制的同时，国家也会有意识的在团结他们的力量在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的时候为经济增长做贡献。抛开在普适性上仍有争议的产业保护和出口导向策略，仅仅在前面说的这两点上，至少中国的增长在政治上的基础是好过很多处于同一起点的国家的。中国一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殖民的遗产并不包括对各个阶层和各个地区都有严密控制的政府，当然它留下了不少的民族资本和民族资本家，尽管企业家精神毫无保留的被后来的计划体制淹没。但不要忘记，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广泛和彻底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绝大多数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它彻底的改变了中国，将以前松散的封建地主的政治体制和四处分割的殖民统治清扫得一干二净；在建立一个强大和非私人化的国家的同时，也通过不懈的努力加强（如果不是塑造）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从这本书的角度来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最重要的遗产。这些遗产，都是平时的观察中所难以想到的。

我对政治学的了解并不比一个刚入学的国际关系学院的本科生知道的多，所以书中的说法大多都能直接接受，因为我没得比较，事实知道的也少，其他观点也没有怎么接触。但经济学上有些时候并不是能说通。尤其对进口替代和保护婴儿产业上，并不是每次都能讲清楚，拿Paul Krugman的话来说，没有从个体的最优决策来解释现象。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发展经济学里，没有一个人敢保证既有的研究成果足够能告诉一个发展中国国家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在一切变得清楚之前，人们总得学会与混乱和模糊相处。

方法论上面，作者保持了足够的谦虚。因为这只是四个国家的具体经验，样本很小也算不上随机。要将其中的任何一个结论一般化都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结论无非是一些在考察其他国家发展经历的时候值得去参考的观点；确实如此，不过也别对其他的研究方法抱太多的幻想，包括搜集多个国家进行统计研究的数据；那些结论无非只是告诉你，在多数国家的情况里，某个政策是起了作用的，但它们如何起作用，在每个国家的故事都可能很不一样。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这些样本很有可能不是来自同一个总体，因此这样的结论要去一般化，大多也是徒劳而已。

[1] 看多了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你会觉得这种想法很疯狂。

《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 [美]阿图尔·科利 著，朱天飙 黄琪轩 刘骥 译。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07年12月出版。 

北大一百一十年校庆悄无声息的过去了。

我在这里已经待了八年，看到的变化是什么呢？想起来的大多是和澡堂、食堂、教室和博实小卖部。我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个学校是如何在这几年影响到中国的，也没有看到什么特别激动人心的事情，尤其是在本科。之后的三年，老林的马歇尔讲座确实让我激动了一把，他讲的真棒。博士生的入学典礼上，阎步克先生的演讲也让人看到了中国学术的信心。

我从来不感到北大有太多不同，我只关心我看到的。但如果说到对它的期望，是真的有的。我希望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能帮中国解决一些问题，他们不仅仅是关心自己的福利和安危，他们不仅仅只有热情，如果他们很幸运的还有这些热情的话。

是的，学经济学的人习惯从人的约束来分析行为。但我越来越强的感觉到，方方面面的约束在成为解释的时候，也成为了你我停止不前的借口。让这成为过去吧。

听说我出生在早上7点。阿婆抱着我从区卫生院出来，走过一条长长的沿江老街回到家里。

退过去四年左右，老爸认识了老妈，在恢复高考那年他们一起考上一所中等师范学校；他们应该是因为分配在食堂里同一张桌子上认识的。上学就像读高中一样，有固定的教室，有固定的座位和固定的晚自习。

他们都成了老师，于是我从小住的地方几乎都是学校。看小时候照片，自己还比较胖；学生和年轻老师都喜欢逗我，另外我还是一个以喜欢吃东西和邋遢著名的小子。而且我把自己的和别人的东西区别不开，我从不护家也曾经偷拿过楼上邻居抽屉里的六块钱。自己认识的第一个字是“马”，在老爸下象棋的时候。喜欢和他下棋的老头子爱喝加了白糖的茶，于是我也喜欢在他们下棋的时候守在旁边。

稍大点，开始有了电视，14英寸的黑白电视，金星电视机。我喜欢看的是广告，还记得燕舞收录机广告里面那个小伙子么，还有那个什么凯歌的大交响乐团？那些是我唯一的记忆。

读幼儿园时很调皮，小学的时候也这样；小学一年级曾经半是因为觉得热半是因为新奇，课间脱了裤子（当然还有一条短裤）在教室里面跑。不过也有好的一面，学校发动学生做好事，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一个人把教室楼背后的山坡上无数讨厌的杂草弄干净；出去春游，要是看到别人乱折桃花我就会去举报，当护林的人告诉我保护桃花有名无实的时候，我自己在那里哭了半天。

五年级读了一个学期，因为妈妈工作的调动，全家搬到了城里。我也转到了城里的小学。我突然变得很沉默。要是男生嬉闹着欺负女生，同学之间抄作业什么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的想去制止；不过很快放弃了。后来那时教过我的老师都说那时候我可守纪律了，我自己都难以相信。城里学生成绩好的很多，班主任告诉我妈妈能到班前二十名就不错了；后来毕业的时候居然还考得不错，第一名。

在六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调整座位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座位在我后面的女生笑的真好看；然后在剩下的大半年里开始渐渐希望时刻能看到她。这也是我仅有的能常常看到她的半年。

小学毕业的暑假，我去学游泳，背给晒掉了两层皮，人黑的不行。爸妈让我学书法，我也写不出什么名堂；在一次出去看篮球赛的时候，妈妈惊恐的发现我成了近视，于是我只有12年没有戴过眼镜。

爸爸妈妈在中师的同学开始经常聚在一起玩，小孩子也是，三个男生隔段时间就会凑在一起分享彼此的秘密，把家里的香肠拿到外面长满杂草的“开发区”烤了吃，然后偷偷的玩街机然后被一起抓住。

初中是在遗憾中开始、继续和结束的。

我最终没能和那个女生在一个班里，因为这个倒霉的学校收了太多的自费生，需要重新分班；我和她经常互相借书，然后我会在书上找她是不是写了什么。学校里面的小混混没少为我喜欢她这个事情欺负过我；出于害怕，我还告诉他们我并不喜欢她。当时自己的软弱和缺乏勇气让我很长很长时间都无法正视这段历史和当时的自己。

初中的学习是极端无聊的。政治老师会因为做错两道题让你把错的题抄一百遍，国家刚决定要把五一放七天，我就有两天半在抄这两道题。班上感觉一点都不融洽；毕业之后初中班上从来没有再聚过。除了隔壁班的一个哥们，我在初中几乎没有一个好朋友。成绩除了毕业考试，都是年级第一；但这个恶心的第一让自己过得很累，总是在担心要不是第一会怎样。想得出来的好事是开始喜欢足球，我头一次对一件事情如此狂热，甚至天天写日记总结今天踢球踢的怎样。而且上课开始恢复不守纪律的习惯，我曾经和坐我前面的哥们比过往外面吐口痰，看谁吐得更远。

教我初中的老师有一个也教了我的高中，他是历史老师，叫卢齐家。我想他现在已经退休在家。他的敬业和对学生头一次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全心全意的做一件事情。很郁闷的是我的历史越学考得越差。同样越考越差的是数学，不过高中的数学老师我从来就没有过好感。

高中班要活跃很多，事实上我的性格中活跃的那部分大多是高中的时候形成的。

我很幸运的有了一帮好朋友，尤其是吴奂。他们的乐观和笑深深的影响了我，我开玩笑和逗乐的水平很快赶上了他们。一起踢球的日子尤其快乐；那个高二的暑假，补了二十天课，什么也没有记住，能记住的就是足球。我从小学开始就很瘦，但一直踢的是后卫，据说逼抢很凶猛，后来毕业之后一个踢前锋说踢了这么久，就过了我四次。每天晚自习完了我们都会去街边小摊吃夜宵，聊一切想聊的东西；当然女生在里面占了大部分，有些时候也会担心下高中之后自己会到哪儿，这种略为惆怅的情绪总是在大笑中转瞬即逝。我还为吴奂送过一次情书，那个mm应该会在今年夏天成为他的老婆，我要祝福他们两个。

读书的感觉也好多了，虽然玩的时候也有，但老实说我还是满勤奋的：）学校周六晚上停电，大家会把蜡烛带到教室中去，在炎热的夏天，整个学校唯一还亮着的就是我们的教室。高三时候因为复习资料太多，许多纸箱出现在教室过道；当然箱子里面也会扔上球鞋，甚至草鞋——纯属为了新奇我跑遍了县城买到几双草鞋，一人一双。

高中有了我第一个女朋友，如果牵过手可以定义为女朋友的话。我在一个无人看管的喧闹的晚自习课上告诉她我喜欢她；但直到快毕业的时候都没有人知道我和她的事——当时的我只需要能看到她偷偷看我一眼就好。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女生，说不上漂亮；她笑起来声很尖（但听起来还算好），会露出很整齐的牙齿，喜欢小动物；常常发呆，也会莫名其妙的伤心，不过我听她说在乡镇读初中的时候还是满阳光的。高中毕业的时候去青城山玩，我头一次牵了她的手，也吻了她。她也是唯一我吻过的人，我只记得两个人的眼睛都会不由自主闭下来，就像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那样。

大一的时候和她分手，我想我还没学会照顾自己喜欢的人；大学毕业之后还看到过她一次，后来就没有见到过。如果我当时高考少考十三分，也许事情会大不一样。那本科的四年我一定会在成都，毕业之后也应该是，川大的啤酒摊里能经常找到我，我也许会因此变成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胖子。我想家里也不会那么坚持让我考研，我也不会出现在北京。这样的如果正如如果我没有考上经济中心和如果当初初中分班能和那个女生分在一起，和如果后来她不会因为本科时候的一个错误而出国一样，这一切让人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无力和漠然。

后来的故事，两年前的冬天我大概也写在了这个space上面。那是在万柳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我实在不想去看那些倒霉的微观证明，结果花了三四个小时把自己的本科记录下来，那些故事定格在被拆成平地的北京大学四十三号楼，一场大雪将碎砖烂瓦静静的盖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