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实打实的学术著作。写了十年，十年足够很多书从构思到写作到联系出版到红火再到被所有人忘记。

它的作者是Atul Kohli，成书在2003年。它的简体中文版的翻译是朱天飙、黄琪轩和刘骥，出版时间是2007年。

书的主体部分是比较韩国、巴西、印度和尼日利亚的国家的发展意愿和能用于发展的权力、这些意愿和权力如何成为可能、以及是如何引导工业化的。

Kohli 认为发展意愿取决于国家的合法性是否维系于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李承晚之后的韩国，国家的发展意愿是非常强的，增长与国家的安全、自立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尼日利亚，独立后的政府不管是谁当政，国家的意义仅仅在于为某一部分人攫取利益而已。发展的权力强弱则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能足够独立于社会任何一部分阶层的利益[1]并对各个阶层保持足够的控制力量，国家会与某一个阶层紧密联系，但这样的联系仅仅出于促进增长工业化的目的。印度的国家就无法不去顾及每个阶层的诉求，工业化不得不在各种妥协中前进；巴西的国家力量甚至在长时期无法渗透到广大的农村地区。

这些意愿和权力如何成为可能，作者认为最大的影响是殖民主义、民族主义运动和私人资本，但故事最清晰的是前两个因素的作用。书中大量的篇幅用于说明独立前殖民者的统治目的、手段和如何影响到独立前的工业化的。日本是把朝鲜当做永久的基地来殖民，几乎再造了整个半岛，将松散的封建统治彻底抹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控制了整个社会的殖民政权。它积极的推动工业化并将私人资本的力量集中在了国家的发展规划中。而英国在尼日利亚的殖民统治只是为了找到足够的税收维持殖民政府，而殖民政府的存在只是为了保证英国的贸易利益，它尽全力利用和保全既有的原始政治组织来保证税收。当英国几乎是自愿的离开后，留下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根本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其次的影响力量是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拿Kohli 引用的Charles Tilly 的话来说，“国家制造战争，战争制造国家”：印度的独立运动将几乎所有阶层都动员和团结了起来，不过这些阶层唯一的共通点就是反英国的殖民统治，国大党的领袖无法在各个阶层中取得强势的地位，它不得不在接下来的国家建设中不断给出承诺但又无法动员起足够的力量来实现它们。尼日利亚几乎没有什么民族主义运动，国家失去了一个团结起来和真正意义上统一的机会。

国家对工业化的支持，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作者发现在成功的范例中共通的是国家与私人资本的紧密结合，对劳工的控制，成功利用和吸收国外的技术等等。对保护婴儿产业、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作用是好是坏，Kohli 似乎没有明确的说。我能记住的是一些零散的事实。韩国看起来鼓励出口的政策，比如贬值本国货币，事实上对促进出口很有限。巴西的进口替代和保护婴儿产业的现实则是，把从国外进口改为外国公司将厂子设立在国内，然后从国外进口资本、技术乃至原材料，然后继续卖给巴西；我要说，这样的现实真让人崩溃。印度基本上拒绝外资，尼赫鲁执政期间在重工业上，但到后面英吉拉·甘地执政，真正得到保护的是本土的手工业。还记得高中历史书上甘地的照片么？他在纺线，线是用来织土布的。

有意思是，作者很少提到中国，尽管书写成已经是2003年的事情。书中的想法在中国解放后，尤其是这三十年的历史，有太多可以映照的地方。“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的这句话是国家的发展意愿最精辟的表达，如果你不想提到类似三个代表和先进生产力的话。更加明显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在中国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它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比韩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重要的是，在保持对各个阶层强有力的控制的同时，国家也会有意识的在团结他们的力量在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的时候为经济增长做贡献。抛开在普适性上仍有争议的产业保护和出口导向策略，仅仅在前面说的这两点上，至少中国的增长在政治上的基础是好过很多处于同一起点的国家的。中国一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殖民的遗产并不包括对各个阶层和各个地区都有严密控制的政府，当然它留下了不少的民族资本和民族资本家，尽管企业家精神毫无保留的被后来的计划体制淹没。但不要忘记，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广泛和彻底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绝大多数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它彻底的改变了中国，将以前松散的封建地主的政治体制和四处分割的殖民统治清扫得一干二净；在建立一个强大和非私人化的国家的同时，也通过不懈的努力加强（如果不是塑造）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从这本书的角度来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最重要的遗产。这些遗产，都是平时的观察中所难以想到的。

我对政治学的了解并不比一个刚入学的国际关系学院的本科生知道的多，所以书中的说法大多都能直接接受，因为我没得比较，事实知道的也少，其他观点也没有怎么接触。但经济学上有些时候并不是能说通。尤其对进口替代和保护婴儿产业上，并不是每次都能讲清楚，拿Paul Krugman的话来说，没有从个体的最优决策来解释现象。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发展经济学里，没有一个人敢保证既有的研究成果足够能告诉一个发展中国国家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在一切变得清楚之前，人们总得学会与混乱和模糊相处。

方法论上面，作者保持了足够的谦虚。因为这只是四个国家的具体经验，样本很小也算不上随机。要将其中的任何一个结论一般化都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结论无非是一些在考察其他国家发展经历的时候值得去参考的观点；确实如此，不过也别对其他的研究方法抱太多的幻想，包括搜集多个国家进行统计研究的数据；那些结论无非只是告诉你，在多数国家的情况里，某个政策是起了作用的，但它们如何起作用，在每个国家的故事都可能很不一样。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这些样本很有可能不是来自同一个总体，因此这样的结论要去一般化，大多也是徒劳而已。

[1] 看多了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你会觉得这种想法很疯狂。

《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 [美]阿图尔·科利 著，朱天飙 黄琪轩 刘骥 译。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07年12月出版。 

写东西是为了使自己的想法更清楚，这段文字更是这样。

经济学的模型离不开假设，简单来说假设是简化事实的一种手段。有一些假设是没有得到事实印证的，或者即使得到事实印证但不确定是否会受到模型的结果影响，大概这些假设会被称做ad hoc。

我们不喜欢看到这样的假设，但是必须学会和无知相处。人对事实来龙去脉的认识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如果猜测一个因果联系，它能在事实中得到一些印证，但恰好对其中某些“因”所知不祥（上段所说的两种情况），这些因便成为这段认识中的ad hoc假设。它们事实上是进一步认识的开始，认识的进步体现在对这些假设真实性的验证；首先是它们的存在性，然后是它们与结果的联系。验证的结果不一而足，可能是发现还有一些未知的原因在起作用，也可能是发现整个因果关系根本就不存在；但关键在于，对这些假设的研究是进一步认识的开始。

我读的是网上下的chm版本，翻书页和点鼠标感觉起来差别还是很大的。这本书从序言到倒数第二章没有给我新鲜的感觉，总的来说，他如果有些理论是正确的，其根本在于他愿意做实地研究，他相信数据之外还有很多事实值得关注，这点让他更接近一位人类学家。另外，我之前就听说他在芝大听微观听了很多遍，我不知道他在听什么，他在书里面说是他要听Hirshleifer的思考方法。

最后一个部分给我印象很深，因为这就是他学习和思考的方法的总结。零散的纪录了个一二三四五，大家别见怪：）

1. 敢于问问题是最重要的。但这不是全部，问题是否触及脑子里面想法的实质，是否会对已知的结论产生影响，问题是否会有不同的答案，是你下一秒钟需要考虑的事情。
2. 不要让预感被抹杀。大多数发现来自预感，而非逻辑。有创见的预感值得占用你的时间。张五常引用了一个“行内知名的预感奇才”，Kessel的所说的两截话，“无论一个预感是怎样的不成理，它总比一点意见也没有为佳”；“若无半点见解在手，那你就甚么辩驳也赢不了。”好的预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越走越远，到后来就豁然贯通。
3. 例子远远好于符号。同样好的是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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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Kessel是谁，推荐google scholar: http://scholar.google.com/scholar?q=R.+Kessel&hl=zh-CN&lr=&btnG=%E6%90%9C%E7%B4%A2&lr=

这本书成于1964年，我读的是梁小民的译本。在此之前，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如何发展和改造，这个问题是属于农学，而不是经济学。舒尔茨不认为是这样。传统农业的现状和改变，并不以不同的文化、社会结构而不同。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依然有和常人一样的理性，对价格同样敏感，闲暇并不是更重要，而为明天储蓄也不是他们的禁忌；即使是非常贫穷的社会，资源的分配依然非常有效率，也不存在那种边际产出为零的闲人。投资之所以很少，是因为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投资的回报非常少；因此改造传统的农业，需要为他们引入新的技术，而让这些技术能在传统农业生根，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农民的教育。

这本薄薄的书为他的作者赢得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并不奇怪。之前的理论所立足的事实常常是未经过仔细考察和验证的，但那些同时期的研究者并没有考虑到这个。即使在现在，经济学的研究也常常在理论上纠缠，作为理论基础和灵感的事实却常常被忽视＊。舒尔茨比同时代的人都更加实事求是，这就是他伟大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突破似乎是来自经济学之外，他所引用的事例是来自人类学家对危地马拉和印度两个从事传统农业的村子的研究。舒尔茨对事例的考察更接近案例分析，因为资料的缺乏不允许采用其他统计上更科学的方法；但这两个研究里面的例子是如此的清楚，让人无法不相信在其他地方类似的情况也存在。

＊而这种空中楼阁式的讨论看起来颇费脑力。“困难总来自于创造一个没有根据的理论”，熊彼得就这样打趣过。

奇怪的是经济学需要勇气。

今天老林的课，也是最后一节课。文献的作用只是来与自己的想法做比较，而非指引你前进；最重要的事情是你有多么忠于现实，多么愿意你的理论在现实中发挥作用。他不断的重复这一点。我越来越相信这是正确的，尽管做起来是多么难的事情；那也比钻论文纸堆强。

有一段时间没有想过经济学的东西了，呵呵，给考试折腾的。学校的暑期课程也没有选，有些失败。。暑假好好准备考试，把研一的东西好好复习一下。研一学了好多东西。。都没有来得及消化

下学期多学些数学，继续学计量，还有统计，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了。然后听老林的课，想弄明白让中心为之出名的理论到底是怎样的:)

好了，先这样

这样的文章一开始总是说时间过得好快啊，所以我也不例外。

今天把东西收拾了一下，好多地方积了不少灰尘；地上n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也理顺了，衣服就等送洗衣房或者直接泡上了。

然后发现学期一半的时候拿到的nike宣传海报，觉得是idea很棒，制作也很特别，所以干脆拿来放在桌面，这样时时刻刻都可以看到那个在冬日跑步的男孩，还有那个just do it，呵呵

嗯，要说收获，我的收获是把自己的路想明白了，再有就是对经济学发展和研究有了自己能信服的立场。最后，明白了对一件事情的兴趣是第一和唯一重要的，我是在玩么？是的:)

但在知识上，我确实进步不多。收获最大的应该是中级宏观里面的东西，在中宏简化的框架里面，关于一个国家经济最重要的事实都体现了出来，最重要的观念也体现了出来：跨期均衡及其动态，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对我最重要的是加深了对预算约束的认识，它几乎就是经济学要讲的故事本身。

研究生的三门课，老实说，我只是学到了些皮毛，感觉是一个猴子拿到椰子，却找不到地方下口。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是没有认准一个地方努力啃的原因，也许不是。我得好好想想。

愚人节的过去从初三的时候写恶作剧情书开始。

给高中数学老师背上贴过卫生纸。

是小壮壮的生日，在未名湖边大喊扫黄队的人来了。

知道被中心录取。

今天呢，我的wow角色升到了38级。然后高宏讲线性化和随机动态规划。下午有什么节目呢？嗯，好像还是得看书。

1 Life expectancy and time discount factor.

Time discount factor denotes the odds the agent survives in a future period. A more generic albeit less tractable interpretation is that future utility is deflated due to some comprehensive uncertainty.

1+ Risk and time.

The optimization in deterministic models with time-separable utility takes the same choice structure with that in static stochastic models with von Neumann-Morgenstern utility. The time discount rate plays exactly the same role with that the permuted probability in static stochastic model plays.

2 risk premium puzzle

2.1 Variance of stock returns reveals that of the beliefs about future profitability. The variance induces observed risk premium. Weitzman tries hard to explain this.

2.2 Literature shows that risk premium is smaller when data are collected in larger unit of time. This implies the belief will converge to the real world in the long run.

2.3 What separate the belief from the real world? Weitzman proposes that Bayesian update and, consequently, suspicion about structural changes will produce a solution. In this respect, the possibility of disasters is a special case. Financial econometricians show that GARCH model with an intercepts term subjected structural changes produces an unbounded unconditional variance in stock return.

An iconoclastic idea, due to Ramsey, is that the subjective probability could only be measured through their actions. Incorporate this idea into analysis implies a reverse of order in economic analysis where action is induced from information set and preference. However, analysis methods are subjected to the convenience of discovery. In this philosophy I put my faith in Ramsey.

3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and income share of capital and labor.

I try to interpret Lucas JME 1988, but until now I have not made a breakthrough.

但很多人想说的其实是均衡。

均衡的意义被混杂了。它包括价格和供需的均衡，也包括意义的均衡。但它们并不一定存在如理性预期般的对应关系，这是许多市场出清为基础的研究所忽视的。

最近四五天教材一页都没有翻，大概是给宏观大作业给累的了。接着看了卢卡斯的Critique，Rao的那本《统计与真理》还有几段奈特的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它们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卢卡斯里有一段很有意义的话，后面是个简单的翻译：

It is perhaps necessary to emphasize that this point of view towards conditional forecasting, due originally to Knight and, in modern form, to Muth, does not attribute to agents unnatural powers of instantly divining the true strusture of policies affecting them. More modestly, it asserts that agents' responses become predictable to outside observers only when there can be some cnfidence that agents and observers share a common view of the nature of the shocks which must be forecast by both.

认为人们会进行有条件的预测的视角，源自奈特和更近一些的穆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个视角并不假定人们具有洞察所有政策的能力。它只是认为若要个体的行为可以预测，观察者需要与经济个体对经济中的冲击多少具有相同的认识，并且他也得去预测这样的冲击。

这段话，其实和我印象中的理性预期大相径庭：它需要观察者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

但若是观察者不知道别人的想法，一个便捷的办法就是假设他们什么都知道。我还没有看到Muth的文章，但卢卡斯上面提到弗里德曼便做如此假设。卢卡斯在说明弗里德曼的理论时，说

Now as long as these moments are views as subjective parameters in the heads of consumers, this model lacks content.

若这些（概率分布的）矩仅是消费者的主观意义上的参数，这个模型是没什么内容的。

看起来和上面的那段引言味道大不一样。如果认为这两段话内在是一致的话，我的理解是因为分析主观概率的工具和信息不够，这个模型才会没什么内容。

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再重复一下他那篇文章的主旨意思是：经济模型由个人的最优决策组成，个人的最优决策规则会因结构变化而发生系统性的变化，因此任何经济政策的变动均会系统性地改变计量经济模型的结构。

但他确实并没有说明个人的最优决策规则是如何变化的。而决策规则的变化，我可以想象的就来自偏好和信息两方面。而信息似乎是个更关键的变量，而真正有意义的信息，也就是与预期相关的而已。

奈特的不确定性

从进中心前就开始接触奈特关于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区分，有不少说法。它们基本上相同的是：风险的分布是可以确定的，因此是可以通过各种安排去规避的，比如保险；但不确定性不是。但不同版本对不确定性的说法有不同，一些认为它就是白噪音，一些认为它就是那些不能被预测的东西。

不过这些说法大概都是奈特观点的改装版。

他本来是想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利润，于是主要研究对象就是企业。经济中的利润基本上是事前无法预测的变化导致的。事前企业会对未来什么会发生以及发生的可能性有个估计；但这样的估计不可能准确。所以，也可以说利润就是因为事前判断的误差造成的。

而这种事前判断的误差，是无法测量和把握的。这就是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

The "risks" which give rise to profit are chiefly of the nature of chances of error in judgement, and not measurable, because too unique to form into classes.

最后一个短句看起来比较诡异。简单说一下我的理解。上世纪二十年代无论是概率论还是统计学都还很年轻，从奈特的文章里可以发现他对概率的认识大概是古典概型那部分内容。他认为只要事件的分类足够的细致，人们就可以充分地利用科学的推断来准确预测它的未来，然后就是说明商业上的决策的独特性太强，以至于无法归入什么类别中进行预测。

Rao

他是那个在Greene的计量里常常出现的Rao。我读的是中文译本，叫《统计与真理——如何利用随机性》，这大概是本统计学的启蒙读物，完全是观念上的东西。

一点也不奇怪，书中用大量篇幅说明了随机和不确定性。里面有一段是关于人们对不确定性认识的历程。开始人们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确定的，不确定性仅仅来自测量。之后，人们开始把科学建立在不确定中的确定特征中，比如量子力学。然后，人们发觉有用的知识就是不确定的知识和关于它不确定性的量度两者的结合。

这些大概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而开头的那几句话，大概就是一系列化学反应的结果吧。

刚看完上本书，现在又回到中国人写的中国经济史，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与格雷夫研究马格里布商人所能拿到的史料相比，中国的经济史家面对的是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记得黄仁宇看明实录就看了七年。史料的充足，能从根本上限制不合理理论的空间，是个好事。

但面对大量史实的研究似乎使建立一个理论框架的难度加大了——如果我们认为一个理论框架，作为研究的方法论，是很必要的的话。梁方仲对粮长制度的理解非常人所及，但它的研究方法却很难领会和捉摸。史料确实是个原因。

更重要的是，在梁方仲的时代，能够得到的历史研究框架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已——而且这个理论还是从苏联过滤过来的。在当代经济史广泛采用的方法，比如博弈论，在三十年代也只是出于萌芽状态。

回到他对粮长制度的研究，其中学术上的严谨就不用多说了。我不得不说这也是个非常经典的故事：粮长制度因朱元璋民收民解的愿望、巩固与乡村地主阶级的关系而立。粮长一时间成为抢手货：他们解粮到南京还能见到皇上，封官的不在少数；犯罪被判刑也会轻很多。永乐末年迁都北京后，解粮成本大增，粮长也该向户部负责。更重要的是，地方土地的集中趋势，使得大地主凭借强大的力量（合法或非法地）获得地租的豁免，使得地租摊派给中层、甚至下层贫民的越来越少的土地上；明代各个地方的地租从洪武年间确定下来，基本上没有变化。结果是，在各个地方地租拖欠越来越严重的同时，被摊派成粮长就约等于清家破产。

想到这里我又不得不臭屁一下啦：）其实，粮长制度在建立初期，就给自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当时许多人因为当粮长成为巨富，由此得到相当程度的豁免权；而中央政府也因培养的这帮蠹虫暂时稳定了与农村的关系。粮长制度从一开始以解粮为主到征粮为主，是个本质性的变化；但是这个制度-组织本身被继承了下来，赋予了新的意义。

出于研究的便利，梁方仲将中国明朝土地的集中趋势看做给定因素；但是土地集中这个趋势，以及它在中国的特别影响，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

中国的乡村经济政治组织，则是粮长制度的研究背景；除了在方法论意义上，这个研究对理解现今乡村有什么帮助呢？这也是值得思考的。